2026-04-28
明史-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为北京大学王天有教授于上世纪所著的书籍. 这篇 blog 是第十七章等章节的一些阅读笔记.
17.1 张居正
张居正的改革雷厉风行，而张居正为了推行政策而实施专权的政治作风，造就了许多政敌。批评张居正的人，被清除出了官场。这种处理方法引起了更多抨击，甚至其门生都说他擅作威福。
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理应当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居正不愿离开政坛，于是神宗母子下旨夺情视事，即允许官员留任办事。多数人认为这是不孝的，在朝廷上引起了一阵反对的浪潮。对于这些弹劾的暴力镇压，也更是加剧了朝野对张居正和冯保的不满。
在神宗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对张居正的不满也开始加剧。神宗小时候小有缺失就会被冯保向太后告状，而太后则口口声声张居正，令神宗对张居正十分忌惮。万历八年，神宗在乾清宫寻求消遣之时，因太监曲调未协而鞭挞之，割其发。太后得知后申斥神宗，想将乾清宫的管事太监杖而逐之。最后裁决这事的人虽说名义上是神宗，但是也是迫于张居正和冯保的压力，不得已将常常引导自己寻欢作乐的管事太监给驱逐了。
于是，神宗开始宠幸一个和冯保不和的太监张诚，令其秘密监视冯保张居正。夺情之事之后，张居正在政治上愈发独裁，用人多由爱憎而通贿赂，导致神宗对其日益厌倦。不过神宗也是忍到了张居正去世之后。
张居正为了保全自己身后之事，密荐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晟本人为人庸碌不廉，两度受到弹劾，但一直对张居正敬顺。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神宗统一潘晟入阁，但遭到了张四维和申时行的反对。潘晟只好上疏请辞。冯保可能未意识到情况对自己不利，后被御史李植上书"当诛十二罪"，后被革职为民。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开始。御史杨四知率先上疏论张居正十四罪，李植更是说应当斩官断尸。神宗下旨称他们揭发大奸有功。在神宗的鼓励下，大家纷纷上疏揭罪。张居正最后官爵被剥夺，抄家，长子自杀，大部分改革也宣告终结。
张居正死后，内阁权力急剧萎缩。神宗刻意挑选附和之人入阁，对性格耿直之人往往不能容忍。阁臣往往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申时行能长期担任内阁首辅，就是因为他“务承帝旨，不能大有建立”。
17.2 神宗贪怠
张居正去世后，神宗一开始想有所作为。万历十二年，京师地区大旱，神宗亲自求雨，往返二十里步行以表虔诚。万历十三年，他在视朝之后召见辅臣磋商政务，这种“召对之典”自从弘治以来近百年未有过了。海瑞都称赞万历在张居正死后，“无一时一事不惟小民之念”。
好景不长。万历十四年之后，万历对待越来越漠不关心，长期不视朝政。申时行九年内只被召见过三次；不合心意的上疏都会被“留中”而不处理，政务开始逐渐陷入停顿。
对于各级衙门的官员确实也不急于及时候补。万历二十六年两京现任尚书和都御史只有六人，不及理应的十四人的一半。万历四十六年，现任科臣只有五人，缺四十五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使得官府直接成为了半瘫痪的状态。
另一方面，神宗本人以及皇室的生活日益腐化。万历中期，宫中大火，神宗为此大兴土木，耗费白银九百三十万两。万历朝的烧瓷来源于景德镇：万历十九年，神宗下令执照瓷器十五万九千件。宫廷织造数量也大幅增加，在各个地方开府生产。
除了不断花钱之外，神宗还通过掠夺工商业的办法来充实私库。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神宗派遣大量宦官为矿监税吏的名义搜刮民财。这个矿监往往是妄指良田之下有矿脉而敲诈勒索，而税吏往往是在哥哥路口增加税卡来盘削城市居民。当时有称，“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而这些爪牙们敛财的总数，至少是上交给神宗数字的九倍。
这样的祸害激起了民变。实际上，包括首府沈一贯，抨击矿监税吏的官吏不在少数，但是神宗置之不理或是公开袒护。万历后半期，全国爆发了三十多起反对矿监税吏的民变。百姓包围府邸，处置爪牙，焚毁税棍们的住宅。
17.3 东林党议
一部分中下级官吏，在日益腐败的政治之中要求改良政治，挽救危机。到万历中期以后，形成了以东林与其对立面的两大政治派别。
顾宪成的经历在之前的“东林非党论”中已经写的很多了。不过在王天有教授看来，其“不谈政治”的说法不合乎史实。
参加东林党议的人们多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属于“中户”或者“下户”。当时以清流自名的士大夫，大多都希望成为东林党的一员；而另一些人不被东林所接收，或者政见不同，于是也结成不同派系，例如浙党等。浙党最有实力，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这些派系之间有所矛盾，但都“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
东林党内部确也存在奸邪之徒，而对立阵营中也有正直之士。但是总体来看，东林党人多以气节自负，要求朝廷体恤百姓，属于清流派；而对立阵营多依附内阁和宦官势力，属于浊流派。于是，当时人们便将清流之举自然归入东林。
让事情发酵的是李三才事件与辛亥京察。李三才事件在“东林非党论”也写了很多了，大抵就是东林人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了浊流派的反对与弹劾，而为了支持李三才，顾宪成给孙丕扬写信。信被泄露之后，人们指责东林“讲学东林，遥执朝政”。辛亥京察中，孙丕扬排除各种阻碍，罢辍了浊流派的一些奸邪官员，东林党取得了胜利。而万历四十二年，方从哲成为首辅后，与别的党派联合打击东林党，将异己贬辍殆尽。
东林党议涉及到的问题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点是要求朝廷重视公论。不少人认为东林党是是反对内阁官僚的总称：这并不完全错。王锡爵和顾宪成说，“内阁所是，外论必以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而顾宪成反驳道，“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实际上，我们不能仅将东林看作反对内阁官僚的势力；它本质上反对的是专权。他们要求君主制重视天下之公论。这在接下来的“争国本“中将有所体现。
第二点是关注民生疾苦，反对矿监税吏搜刮民脂民膏的行为。以李三才为代表的东林人不断上疏谏阻。一些东林党人因为反对地方的剥削而逮捕入狱，另有一些浙党的人因助纣为虐而被民变所击倒。
17.4 争国本与梃击案
所谓国本，即”太子者，国之根本“。
神宗长子朱常洛是当时与宫女的关系的产物。于是万历不得不封其为恭妃。后来万历宠幸宫女郑氏，诞下了三子朱常洵（二子早逝）。由于万里的宠幸，于是打算封其为皇贵妃。于是立朱常洵为太子的流言就传播开来。
申时行上疏要求立长子为太子，被神宗以”元子羸弱“答复。之后这样的上疏越来越多，但神宗要么不回复，要么有类似的回复。万历十八年，面对合疏的压力，答应在二十年纯册立长子，来缓解群臣的奏疏。但是真到了那个时间，万历显然是不想册立的。于是惩罚了和他说要准备大典的工部主事，然后延期一年。
这个时候申时行和神宗密奏说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神宗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密奏公开了，然后大家就知道申时行的两面派，直接名誉扫地了，请辞。
万历二十一年，原大学士王锡爵被召回出任首辅。他让言官少说点话，自己来解决。他上疏提出册立长子后，神宗搬出祖训的”立嫡不立庶“的规定，说现皇后还可能生嫡子，不能乱立太子，不如将”三王并封“，册立的事情之后再说。这件事情显然遭到了大家的强烈反对，于是在压力下只能撤回。
这些事情导致的后果是万历对朱常洛的教育完全是漠不关心，不让他出阁读书。事情发生转机是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彗星入紫薇垣，被视为不吉之兆。王锡爵借此机会，大力劝说万历，并说哪里有十三岁还不让出去读书的；又说朝野上下传言郑氏有废长立幼的阴谋，群臣对郑氏一族敌意很大，不早册立太子会让郑家不得安宁。数日后，神宗下旨，让太子出阁学习。
册立太子略有犹豫。真正让事情得以解决是万历二十九年，神宗开始讨厌郑贵妃了。一来，有一天他昏迷了，醒来后发现枕在王恭妃上。王恭妃看上去非常关心他，但是郑贵妃却完全不是。另一方面，他曾赠皇子玉碗而令郑贵妃保管，此时的他想起来这件事情后去问郑贵妃，郑贵妃对于朱常洛之物不知放在何处，而对于朱常洵之物随手而进。这两件事情让万历非常不满，于是决定册立长子。后来也有犹豫过要延期，但是首辅沈一贯不肯封诏。慈圣太后听说了之后去问万历，万历说长子是宫女的儿子（都子），这直接把太后气炸了，因为神宗也是都子。于是朱常洛被册立皇太子。
万历四十三年，有一个名为张差的男子，拿着木梃，闯入太子所居的宫中，一直打到殿前檐下后被宦官缉拿。浙党的人查下来说张差就是一个疯子，没什么别的了。东林的王之采觉得有蹊跷，私诘张差后得知受人指使，后来在刑部的审查中供出了庞宝和刘成的名字。这两个人都是郑贵妃的人，于是许多人都将矛头指向了郑贵妃的家族。
神宗没办法，让郑贵妃擅自为计。郑贵妃哀求太子，让太子出面和群臣交谈。神宗和大臣们说，太子极为孝顺，自己很喜欢他；而且福王已经远走就藩了，没有什么干涉的可能了。而太子也出面说，疯癫的人直接干掉就行了，不要株连别人了。于是草草结案，处死了三人。于是大家也不好说什么了，梃击案成了一个疑案。
争国本本身不是各党人所有意见相左的事情。这本身体现了言官的儒家思想对皇权的一个限制。但是在争国本中，不少人借题发挥，将其演变成互相攻击。内阁相对而言在这场争国本中表现得暧昧或者消极一些，是为了顺从皇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