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03
明史十二讲为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所著的书籍。樊树志教授对晚明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与见解，其中一项便为对“东林党”论的质疑，认为东林书院不应该被描述成一个朋党，政党。
这其实为明史十二讲中的第九讲。前面也不乏有许多有意思的章节，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写下笔记。
一 虚和闲止，不关世事：东林书院的实质分析
东林书院的创办者为顾氏兄弟顾宪成，顾允成以及另一个无锡同乡高攀龙。顾氏兄弟不满“三王同封”，得罪内阁首辅王锡爵后被革职；高攀龙因抨击这样的“正人扼腕，曲士弹冠”也被贬，后归乡教书。
万历三十年，顾宪成有意恢复宋儒杨时的东林书院，于是在杨时书院旧址修缮祠堂，建立了东林书院。出于三位先生的学问与名声，东林书院声誉日隆。从创办书院的一开始，目标便止于学术，原因有四：
第一，东林书院办学宗旨，意在清本正源，弘扬儒学正统，对王阳明的学说有所否定，而以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归为归依，强调四要，二惑，九益。四要为知本，立志，尊经，审几。知本针对王阳明心学的顿悟，而尊经则尊六经四书，让士人们了解孔孟儒学正统。
第二，规模盛大的东林讲会，其宗旨是让孔孟程朱的学问发扬光大，探讨道理学问。会议中，主说四书一章，互相讨论切磋，“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并且严格遵循古代礼仪程序。万历四十年，顾宪成去世，改为高攀龙主持；而天启元年，书院由吴森贵主持，强调“笃力行以宗教，课实功以穷经”。
第三，顾与高所讲学的讲义，称为东林商语和东林论语学，其所关心的焦点在学术而不在政治。而讲义是对儒家训条的阐释。东林商语中，记录了顾宪成的讲学内容，通篇都是学习论语和孟子的心得。记录高攀龙讲学内容的东林论语学，模仿朱子语类的形式，内容上字句稍有锋芒但都围绕做学问和做人展开。
第四，“他们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而非改革政治的士大夫群体”。顾宪成和高攀龙在书信中常显露出不再过问政治，不想再度出山而只想办好书院，游于山水之间的意志，视己为桃花源人。顾宪成制定的院归告诫书院同仁不得“评有司长短，议乡井曲直”，而吴桂森继承了这样的规矩，更加鲜明地强调了不“绝议论以乐时，屏俗棼以尽分”。在这样的情形下，书院不该有“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说法。
海外学者对东林书院的评价，往往使用“东林运动”，代表了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政治势力的斗争，只是一个“重整道德的十字军”。这是樊树志对东林书院最认可的定义。所谓重整道德，包含了两个层次：为官时重整君臣的政治道德，为民时整顿士人的学术道德。但诸君子从官场退下后，便不再乞求政治道德，而是倾全力于学术之道，反对王阳明的学说。他们认为，弘治正德前，天下尊朱子，“率流而拘”，而嘉靖后，天下尊王子，“率流而狂”；高攀龙认为，王学“益以虚见为实悟，任情为率性”，“究且任空而废行”。他们认为东林书院有继承儒家正统血脉的使命，以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儒学。
二 顾宪成与李三才：东林书院如何称为东林党
东林被议为党主要与李三才与顾宪成的政治变故相关。
万历二十七年，李三才被推荐入阁，而后在文官的政治斗争中被诋毁弹劾，强调他结党行私。李三才为了表明心迹，主动辞去官职，但是对他的攻击没有停止。
顾宪成对于挚友李三才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一反桃花源人的常态，写信给吏部尚书为其辩护。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该私人信件被公开化，变成了被大肆讨论的政治文件——这便为东林书院企图遥执朝政提供了把柄。
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些人将李三才与顾宪成和东林书院一并称为东林党。
书信碰巧与万历三十九年考察京官的“辛亥之察”相纠缠，于是事情变得开始变得复杂。给事中朱一桂借题发挥，声称与此相关的附和顾宪成和李三才的人使得“京察尽归党人”，而御史徐兆魁多次上书诋毁东林，攻击杨时晚年失足于蔡京，罗织东林书院罪状。光禄寺丞吴炯上书与其辩解：
东林书院在河旁对过来船只收税——和桥高三尺，货船根本过不了，何来收税一说；胁迫官员送银修书院——东林之会只有不招自来的青衿子弟而无送银之关使，何况书院小屋早已修复根本不需助工；向县衙勒索巨额赞助——从东林之会的来人和吃饭规模来说没多少钱，主会者时自己掏钱办的；议论时事，将观点强加于各县——这个前面说过了。
李三才辞官之后，攻击者唯恐他东山再起，故继续攻击，抓住他在通州“盗用皇木营建私地”之事扣上欺君之罪。于是借题发挥，牵连整个东林书院。但在李三才的上疏中，始终不以东林人自居，以第三者身份为东林书院辩诬。实际上，他从未参与过东林书院的活动。说其为东林党领袖，实在没有证据。称东林为党的人，反只是自己结党的人。李三才的政绩不能被看做东林党政治改革的实例。
三 东林非党论
这里写出了樊树志教授对东林党论的直接驳斥理由。
首先，东林党的“党”字为敌对人士所加，是“抗东林者”的人们强加于他的蔑称，为人所不齿的“朋党”，是贬义词，与现代所谓“政党”不是一回事。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群而不党”，在东林书院看来，“结党”是正直人士所不齿的，绝无可能自称为东林党，这个只能是政敌强加之词。
顾宪成与李复成等人一开始被抨击“专权结党”，是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中，此时顾宪成尚未辞官，东林书院也尚未诞生。万历三十年后半期所出现的宣党昆党之类，也很难从组织形式上予以认定，其本质不过是政客互相攻击时扣的帽子。
以往人们总是把浙党宣党昆党视作东林党的对立面，但这种说法不着边际。（所谓昆党的）顾天峻被弹劾时，指出了郑振先弹劾阁臣擅权的为问题，于是两人因为“同乡有交”而受到牵连。在这件事情上，顾宪成对郑振先得奏疏很欣赏，称其为“畏友”，按此逻辑来看，顾宪成应当是昆党成员，岂不自相矛盾。实际上，在郑振先的奏疏中，他攻击内阁并非称其结党，而是“皆自为计”，道出了政坛纷争的本质。
第三，将东林党坐实的人是魏忠贤之流，是魏忠贤污蔑反对“阉党”专政的人的手段，打包带走，如《东林党人榜》和《东林点将录》。在此书中，称李三才和叶向高为东林党领袖。实际上，这个东林党人榜本质就是宋徽宗时期蔡京《元祐党籍榜》的翻版，只是政治迫害的武器。
叶向高作为东林党的魁首是牵强的。叶向高在出任内阁首辅后，常向“浙党”的沈一贯请教政务，这按照当时的朋党论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李三才呼声甚高时，叶向高也没见着支持与引援，而李三才请求辞职的时候叶向高反是请求皇上予以批准。如果叶向高真是东林党的魁首，那完全可以通过叶向高来贯彻东林党，又何谈“遥指朝政”呢？叶向高作为东林党的魁首这一论断完全出于魏忠贤的政治手段，而与事实完全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