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9
绿洲地理及农业
中亚地区的沙漠绿洲有利于农业发展。这里的绿洲是由沙漠分隔而各自孤立的绿洲。由于下雨不多，所以灌溉非常必要，而夏季天山的冰雪大量融化流入塔里木河，形成利于灌溉的地理条件。
而介于黄河流域和沙漠绿洲之间的是草原绿洲，其历史则徘徊在农业和游牧之间。农业出现的更早，但是后续两种方式交替出现。
从定居发展到游牧
驯化牲畜的机会更多出现在在草原边缘从事农业但仍然右狩猎活动的社会。相比于游荡的放牧者和猎人，定居者更容易学会去驯化动物。
人们会用被捕获的动物作为诱饵来吸引野兽。饲养作为诱饵的动物，进一步出现阉割的技术。这对放牧是必要的，防止大量雄性之间的争斗。后来有学会如何利用动物的乳和毛，这使得原本从事多种经济活动的人能够完全依赖牲畜，走向游牧社会。
中国和中亚之间的次级绿洲
甘肃和宁夏这块地方的次级绿洲，不像沙漠绿洲一样完全互相孤立，也没法连成一大片精耕区。在一开始，黄土地带原始农业获得有力的历史发展，让次级绿洲区域上的农业也凌驾于狩猎和畜牧经济上。但是，在贫瘠土地上，粗耕旱作和饲养牲畜是很重要的。这些居民逐渐与汉族不同，并受到敌视，不能扩充农业地理范围，只能被迫开发其他资源。于是，他们开始脱离绿洲，依赖于草原。
在这些差异化中，“种族”问题是不那么重要的。次级绿洲的居民在体态上和汉人没有区别。直到与农耕民族为敌的游牧民族出现之前，体态上的差异都是几乎没有的。而在后来的发展中，才开始有了“距离长城越远，体态差异越大”的原则。
汉族向中亚的渗透
汉族可以控制汉地边缘的类似绿洲的地区，但是却不能让这些地区与汉地合为一体，原因在于距离和交通。这个区域可以同化，控制，但不能完全结为一体，使得这块区域并不稳定，只能在这里时断时续地建立据点。塔克拉玛干边缘绿洲的精耕农业特定以及沙漠缺乏牧场对游牧民族的妨碍，使得这块地方倾向于中国社会和文化；而准噶尔盆地可以被草原民族直接进入，而汉族则被阻拦于沙漠之外。
所以与在长江南方这种合并不同，在这块地方只能是一个间断的控制。
行商线路与贸易
前面说过绿洲之间虽然很相似，但是彼此分离独立。将这些绿洲连接起来的第一条道路是丝绸之路。后来又有了穿过塔克拉玛干北部绿洲的交通。控制这条塔克拉玛干北缘的路就可以控制塔克拉玛干南北的新疆绿洲，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条路可以让商队从近东直达中国，防止受到游牧民族的侵袭。
拉铁摩尔认为，丝绸之路的贸易只是结果。其最初是为了在汉人向半绿洲地区发展的时候，为了攻防草原的侧翼，占据更远的据点所产生的线路。而这些贸易也有利于中国与绿洲统治者的政治联系，防止他们倒向草原势力。
宗教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
公元1世纪，佛教在新疆的建立迅速而稳固。因为佛教带来了绿洲社会自身无法产生的东西：寺庙让绿洲们有了共同财产权，寺庙的高级僧侣也形成了联系各个绿洲王室的纽带。
相比较之下，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就失败了。拉铁摩尔认为，这是由于绿洲的小规模社会不存在一个像中国那么庞大的官僚阶级。在中国，官僚阶级有自己的阶级利益，也有儒学这样的职业规则。所以佛教势力发展到让他们感受到危险的底部，就会大受攻击。
后来也有像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传入中国，也同样没能在当时的中国普遍发展。这些宗教在新疆发展的时候信教的往往是在那的外国商人，这些宗教也只是把交通线路是上的与自己有关的团体联系起来，和佛教不形成竞争。
回教
回教发源于一个企图调和绿洲和游牧民族的文化，建立一个商人、农民、牧人之间的共同观念。回教在西域得势的时候，其政治性非常浓厚，并用武力强迫佛教徒改变信仰。回教造就了一个西域民族共有的观念，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感觉，其中突厥文占有重要地位。
中亚的满族与回族
清朝的统治是回民最畏惧的权力。明朝的时候，在西北地区，他们凌驾于汉族之上，而在清朝，他们的地位则受到了威胁。于是在清朝的时候爆发过很多次“回乱“。最大的一次战争是在 1862-1877 年，这和云南的”回乱“与太平天国运动几乎同时。这是 19世纪末一系列推翻满清的离心运动之一。
甘肃中汉人的人口占优势，但是发源自绿洲的回教让绿洲的回民有较高的统一性和实施能力，于是回民就可以利用中央政治力量的衰弱来压倒甘肃内的汉人。而新疆不仅因甘肃的叛乱与内地暂时隔绝，其本身也有许多”回乱“。新疆的这些回民在北部绿洲占多数，其中许多人较晚皈依回教，故他们的语言是汉语，文化和体态也更接近汉族。新疆的回民叛乱和甘肃的”回乱“是类似的。
清朝对新疆的统治没有完全安排妥当，因为没有哦继续征服西土耳其斯坦的绿洲。于是西部独立绿洲的和卓部不时企图在新疆重建势力。和卓部首脑后来被阿古柏伯克篡夺。他以纯粹绿洲回教的方式，自立为首长，沿天山南路向东发展。
但后来，回教又迅速崩溃了。甘肃回民虽说获得了政治胜利但还是无法摆脱对汉贸易的依赖。不同的政教家庭开始争夺回民内部的领导权和回汉关系的控制权。新疆回民无法向南部绿洲移动，阿古柏伯克争夺领导权的企图造成了更激烈的战争。
清朝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就派左宗棠收复新疆。其中一个回汉合作的办法是让对回民收的税必须通过回教领袖，来利好有实权的回人家族。攻入新疆后，清朝军队主要要组织北面的汉语回民与南面的突厥语回民联合。南面的回民惧怕阿古柏伯克，北面的回民经常被草原民族攻击。
近代新疆的政治经济状况
1911-1928年，杨增新统治新疆。与蒙古和东北不同，铁路网所造就的“次帝国主义”无法到达新疆。汉人在新疆自诩为征服者，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力量，只能以保守的态度维护重要人员的利益。贸易方面，只有奢侈品贸易是有利可图的。官吏和汉商合作，商人剥削民众。
绿洲的一个历史循环是，若技术能力为常数，人口繁荣到顶点的时候，每个绿洲的灌溉工作能力不再增加，而很多土地因为淤积和盐碱的关系休耕，于是他们就转而侵入草原。在上述时期，有些突厥语的南部农民向叛乱后人口减少的北路迁徙，而有些直接迁徙到游牧民族最适合耕种的农场上，引起了政治上的紧张。
中国边疆发展的高潮
1929年是“次帝国主义”的高潮。国民党的目标是，联合实业家和旧地主，在外国势力全面控制中国前，将内地和边疆统一起来，以边疆的发展补偿沿海地区丧失的权益。在东北，试图将苏联赶走的企图被苏联用武力打破，后来又被日本公开侵略。日本的侵略表明了次帝国主义的政策不能让中国免受真正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后来抗战的统一展现才让边疆关系出现新得转机，回到孙中山最重要的推翻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原则。
回到1929，这个时期各民族开始逐渐转变为紧张和敌视。一方面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次帝国主义思想传递到新疆的汉族统治阶级，一方面也有前面一章所说的政治紧张。为此，当局开始购买军火。
1925年，哈密取消了土邦制度，代之以中国的直接统治。官方对哈密人保证税率不会增加，但是丈量的单位减小，导致了实际上税收增加了，引起了叛乱。在这样的第一次交火中，当局的新武力旧溃败了，枪械被叛军所缴获，叛乱的危险散布到各地。甘肃的一个领袖马仲英攻入哈密。
苏联的影响
苏联逼迫外蒙紧密联合，但在新疆，苏联没有推行政策的必要。
土西铁路的完成使得新疆有了更好的对外贸易。
有些派别呼吁苏联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苏联的利益是不希望边界有战事。 被援助的人还是汉人，可能是旧统治阶级、撤退到苏联的东北军人，和一些其他地方人士。苏联供给军火，并以阿尔泰军队的名义开入新疆。后来，苏联军队在秩序恢复之后立即撤退。
已经恢复的秩序只能通过清楚严重不平之事的方式来维持，于是各民族间获得了较大的平等。这个政策改革受到了苏联政策的支持，也增加了贸易。这是一种“反式联合”的现象，即鼓励民众行动寻求合作，而并非力量夺取。随后就是抗日的联合战线，并且中国本身也开始和苏联接近。
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是，绿洲和草原的交替崛起（其中夹杂着中国的统治）是两个文化不能协调导致的。各种社会形式导致了中国机械化工业崛起的困难，但也只有工业才能联合不同的经济形势，以建立更高级的社会结构。
在那个时候，仍然可以说是苏联深深影响着这块地方。于是，拉铁摩尔将汉人在中亚统治的结束看作旧式绿洲循环的完成。继而到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统一现象。而苏联势力是受其影响的民众所引入的，而与苏联的接近也是事实所迫的。